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南新材）的IPO之路，简直是一出充满讽刺意味的闹剧。这家公司试图以每股10.54元的价格登陆A股主板，对应的市盈率是12.4倍。看起来很划算？别急，行业平均市盈率可是高达44.27倍！这种反常现象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猫腻？计划募资3.84亿元，用于氧化铜粉扩产、营销中心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，听起来很美好，但仔细一扒，这公司的底裤都快掉了。
江南新材在招股书中宣称，2023年营业收入高达68.18亿元。但是，鹰潭市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《2023年江西民营企业百强榜单》却显示，这家公司的营收只有65.09亿元。这3.09亿元的差额（差异率4.5%），可不是小数目。
数据来源的冲突，直接挑战了江南新材财务数据的真实性。如果招股书数据是假的，那可就触犯了《证券法》第85条的“虚假记载”红线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作为保荐人的中信证券和审计机构容诚所，竟然对此视而不见，未能在招股书中给出合理解释，更别提履行交叉验证的义务了。中信证券的保代纪若楠、石家峥，难道真的没发现这么明显的差异吗？他们的工作底稿里，到底有没有进行过相关的核查？这种“集体沉默”的背后，究竟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？
招股书对实控人钱芬妹的履历描述，简直可以用“敷衍”二字来形容——“住所：浙江省瑞安市，无任何任职经历”。这完全违反了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准则》第59条关于董监高履历完整披露的要求。
更诡异的是，2020年钱芬妹以3000万元的价格，将2.19%的股权转让给了扶摇信息，但招股书却对受让方实控人褚丽娜的背景讳莫如深。工商信息显示，褚丽娜同时控制着鲲之大信息（江南新材的股东）和扶摇信息，这让人不得不怀疑，这背后是否存在通过股权代持来规避关联交易披露的嫌疑。
招股书（申报稿、上会稿）中，董事长徐上金的履历显示，他曾任职于“浙江南洋汽车组合开关”。但企查查显示，他实际任职的单位是“浙江南洋汽车组合开关厂”。这种低级错误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难道中信证券在进行文件核验时，连这么明显的名称差异都没有发现吗？直到招股书（注册稿）才修正了这一错误，但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难以挽回。
中信证券的保荐人纪若楠，似乎有着不太光彩的“前科”。她曾参与ST观典防务(688287.SH)的转板项目，而这家公司在2024年就遭遇了业绩暴雷，营收骤降43.92%，净利润亏损1亿元，审计报告还被出具了保留意见。现在，江南新材的项目又出现了数据矛盾，难道纪若楠又要重蹈覆辙了吗？
容诚所的审计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“走过场”。面对招股书与工商联数据之间高达3亿元的差异，他们竟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，也没有在审计报告中提及期后事项调整。更讽刺的是，江南新材的官网曾经高调转载工商联榜单，却在IPO申报前紧急删除了相关页面。容诚所对此“选择性失明”，难道是收了什么好处？
江南新材从2023年11月15日过会到11月22日提交注册，仅仅用了7天时间，创下了科创板审核速度的纪录。然而，审核问询函中却对3亿元营收差异的问题只字未提。这种“重效率轻质量”的倾向，难道不是在为财务造假留下操作空间吗？
徐上金、钱芬妹夫妇通过直接持股及关联平台，合计控制着江南新材64.41%的股份。董事会的9个席位中，徐氏家族独占4席：徐上金担任董事长，长子徐一特担任董事、总经理，长媳赵一可担任财务总监，次媳孙佳丽担任副董事长。
这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“一言堂”。家族成员的年薪总和高达197万元，超过了高管总薪酬的50%，而独立董事的年均薪酬却不到10万元。这种悬殊的差距，让人不得不怀疑，独立董事的监督机制是否真的能够发挥作用。
2019-2021年，江南新材向实控人徐上金及其关联方拆借资金累计6300万元，而且大部分都是零利率。尽管独董声称“未损害股东利益”，但这种操作，难道不是涉嫌利益侵占吗？
2021-2023年，江南新材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4.16%、2.91%、3.40%，不足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值(8.6%)的一半。更糟糕的是，2021-2023年，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-5.70亿元、-5.80亿元、-8.22亿元，累计失血19.9亿元。
2019-2023年，江南新材的研发费用率仅0.32%、0.38%、0.31%、0.35%、0.38%，不足同行均值(2.1%)的五分之一。这种“摆烂式”的研发投入，难道不是在自掘坟墓吗？
2019年至2022年上半年期间，江南新材的社会保险参保率虽然逐年上升，但仍然存在显著缺口，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更不容乐观，2019年缴存率竟为零。按照鹰潭市2023年社保基数测算，公司累计少缴社保公积金超过4200万元，相当于克扣员工人均年收入1.2万元。
更讽刺的是，在现金流持续为负的情况下，江南新材竟然在2020年突击分红1827万元，徐氏家族独享1200万元。这种“重股东轻员工”的治理取向，简直令人发指。
